一、正面典型
1. 上海市开展“四减”行动为基层赋能。贯通推进“减负”上半篇文章和“增能”下半篇文章，开展减证明、减系统、减考核、减挂牌“四减”行动，居村出具证明由47项精简至3项，示范创建由37项精简至9项，填报信息系统由38个精简至15个，“群众满意”占居村考核权重提高到50%，并建立完善统筹协调、准入管理、动态监测、督查督办四项机制，防反弹回潮。健全优化“街道—社区—网格—楼栋”组织架构，常态化开展大走访，建设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编制首个基层骨干5年教育培训计划，创设推广社区治理学院新模式，为基层赋能。
2. 湖南省以“信息化平台+负面清单”整治“文山会海”。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文件多、会议多等各类问题，制定出台“十二个不得”具体措施，对发文、开会等提出量化硬要求，向社会公开发布并征集问题线索，点对点交办问题督促整改。建设文会智治信息化平台，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发文开会情况进行监测，分红色、黄色、绿色进行实时预警管理，并开展专项整治。
3. 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坚持减负和赋能相结合，持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通过“减上补下”的方式全力推动编制下沉，在全区事业编制总额内为乡镇（街道）大幅调剂增加事业编制。招聘优秀大学毕业生（事业编）到村社工作，从社区“两委”干部择优选聘事业编制人员，对部分社区干部参照事业单位享受待遇，对乡镇街道人员经费足额保障，运转经费、其他项目经费全部落实到位，社区干部薪酬、基层工作经费均有较大幅度增加，以添人手、涨薪酬等务实举措，增强基层的获得感和使命感。
二、负面典型
1. 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盲目决策建设“德江陶缘”农业旅游综合体项目。2016年9月，德江县通过招商引资，计划投资4亿元建设“德江陶缘”农业旅游综合体，并约定分三期给予项目投资方配套资金1.2亿元。2017年3月，德江县在未召开城市规划委员会会议审核、未完善项目用地手续、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情况下仓促开工建设，并未经批准改变土地用途，占用528.7亩土地挖湖造景，建设广场等配套设施。该县在融资4000万元用于首期配套资金后，因与投资方在投资额认定上产生分歧，未兑现剩余配套资金。目前，投资方资金链断裂，在建工程烂尾，已建成项目无法正常运营，资源基本处于闲置状态，配套资金被严重浪费。
2. 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推广应用“一部手机办事通”下达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2022年10月，永善县政务服务管理局为片面追求考核加分，背离上级推广初衷，按照本县户籍人口人均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小程序办理3件事项的数量，确定了年底前完成138万件的任务指标，印发文件将指标分解到各乡镇、县直相关部门，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年度人均办理150件。文件印发2个月内，永善县干部职工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完成查询、办理、预约类事项138万余件，严重增加基层干部负担。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全党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增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紧迫感和政治自觉。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标本兼治，从严从紧抓好各项措施落实，把常态化发现问题与督促抓好整改衔接起来，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切实为基层减负，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